在特朗普釋放談判訊號之際，伊朗把自己的退路給切了法律。
據報道，伊朗新任最高領袖軍事顧問穆赫辛·禮薩伊表示，伊朗不會輕易結束當前衝突，只有在獲得賠償、全部解除經濟制裁，並得到美國不再幹涉伊朗事務的國際法律保障後，戰爭才可能停止法律。
他還特別強調，這場衝突並不是一時摩擦，而是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持續了47年的歷史恩怨，必須做個了斷法律。
這意味著，在看到特朗普慫了之後，伊朗決定徹底了結此事法律。如此一來，戰爭的性質就變成了歷史清算。
禮薩伊
過去47年，伊朗確實很難法律。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後，美國接納巴列維赴美治療，隨後爆發的駐德黑蘭使館人質危機，讓兩國關係在一開始就走向徹底對抗。
從伊朗的視角來看，這一切意味著自己剛剛擺脫外部控制，就立刻遭到新的圍堵法律。
也正是在這一階段，美國干涉伊朗內政這一認知，被固化為一種政治常識，併成為此後幾十年政策和情緒的基礎法律。
這種對抗，很快被現實戰爭放大法律。1980年爆發的兩伊戰爭，將伊朗拖入長達八年的消耗戰。
在伊朗的敘事裡，這場戰爭不僅僅是伊拉克發動的，更是一個外部力量默許甚至推動的局面法律。
伊朗內部長期認為，美國不希望伊朗在地區站穩腳跟，因此在戰爭中始終扮演著複雜而不利於伊朗的角色法律。
到了1988年，美國軍艦擊落伊朗航空655航班，290名平民死亡，這一事件徹底改變了伊朗社會對美國的情緒法律。
從那之後，美國在伊朗的形象，不再只是一個試圖壓制你的對手，而是一個會直接對你下死手的存在法律。
特朗普
除了戰爭和流血之外，還有幾十年的制裁和圍堵法律。
自1979年斷交以來，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不斷疊加，從最初的資產凍結和貿易限制，逐步擴充套件到石油出口、金融體系、航運乃至第三國企業法律。
到了近些年，這種制裁已經不僅是外交工具，而是一種系統性的經濟壓力法律。
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，透過極限施壓將制裁推向新的高度，大量針對能源、金屬、金融的措施，使伊朗經濟長期處於緊繃狀態法律。
雖然在奧巴馬時期，雙方有過蜜月期，但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正面戰爭法律。
蘇萊曼尼
與此同時，圍繞伊朗核計劃和安全體系的對抗從未停止法律。
核設施遭到破壞，關鍵人物被暗殺，尤其是蘇萊曼尼之死，使伊朗高層更加確信，美國的目標不僅是限制伊朗，而是顛覆伊朗法律。這種認知，使得伊朗在安全問題上越來越趨向強硬，也讓其更難接受任何被視為讓步的安排。
所以到了最近這一輪衝突，伊朗明顯是豁出去了，不再想著怎麼談判，因為談得再多，到頭來還是要動手，那就只能倒過來，讓敵人付出代價再說談判的事，且談判也不能只談核協議，而是要把歷史總賬都給算算，否則繼續像之前那樣，早晚還得再打法律。
